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舒晓婷北京报道创元网
2025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1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开篇之年。中国海关总署4月14日发布的消息称，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已经实质性结束，双方将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拓展互利合作，在标准和规则等领域加强互融互通，共同促进贸易便利化及包容发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白乐夫（Erik Berglof）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与东盟围绕绿色低碳领域可重点从三个方面深化合作：一是可再生能源和电网互联；二是绿色金融和碳市场建设；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Erik Berglof指出，中国在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超额完成了太阳能、风能和电池储能的部署目标。这种快速扩张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技术的持续进步、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市场竞争。与此同时，燃煤电厂的退出进程相对谨慎。这主要是出于对能源安全、电网稳定和工业用能需求的综合考量。为了成功实现“双碳”目标，中国亟需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更高比例并入电力系统，增强电网灵活性、发展大规模能源储存系统，并健全电力市场机制，从而加速从煤炭向可再生能源的深度转型。
作为《巴黎协定》通过后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致力于支持成员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未来转型。在首个银行中期发展战略中，亚投行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到2025年确保其实际批准的资金中至少有50%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我们预计，到2030年，亚投行的气候融资累计将达500亿美元。”Erik Berglof说。
中国为全球脱碳做出贡献
《21世纪》：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政策关注的焦点之一。请问，你近期关注哪些与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内容？
Erik Berglof：中国在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超额完成了太阳能、风能和电池储能的部署目标。这种快速扩张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技术的持续进步、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市场竞争。中国正积极打造全球清洁能源创新的引领者地位，不仅有力提升了自身的能源安全，也为全球脱碳努力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燃煤电厂的退出进程相对谨慎。这主要是出于对能源安全、电网稳定和工业用能需求的综合考量。尽管中国持续提高煤炭发电效率，并扩大灵活性措施，但是，减少对煤炭的结构性依赖仍是一项关键挑战。
为了成功实现“双碳”目标创元网，中国亟需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更高比例并入电力系统，增强电网灵活性、发展大规模能源储存系统，并健全电力市场机制，从而加速从煤炭向可再生能源的深度转型。
中国在电力市场改革、绿色金融、碳市场建设以及工业脱碳等方面的持续努力至关重要。相关政策将确保公正、安全和可持续的能源转型，同时平衡经济增长和长期环境目标。
《21世纪》：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有何亮点？
Erik Berglof：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生产国和安装国，贡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一半以上。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470多万个就业岗位，超过了传统化石燃料行业的就业规模。这一成就不仅关乎减排，也彰显了中国在创造就业、推动技术创新和开拓新兴市场方面的巨大潜力。
在电动汽车和绿色出行领域，中国同样引领全球，电动车销量占全球市场的一半以上，并在电池制造和供应链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些绿色产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将气候挑战转化为引领全球市场的机遇。
此外，在绿色金融和市场机制方面，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TS），覆盖电力行业5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正将其逐步扩展到钢铁、水泥等高排放行业。中国还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正加快构建完善的可持续金融框架，以激励和引导更多私人资本参与绿色项目。
“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模式可供其他国家借鉴
《21世纪》：中国在推动“双碳”目标方面有哪些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经验？
Erik Berglof：我认为中国非常重要的经验之一在于长期规划和明确的政策目标。中国制定了明确的气候目标和行业路线图，为有序、系统地脱碳提供了坚实框架。其中，“五年规划”作为一项动态的政策工具，有效地将气候与环境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与可操作性。
此外，技术和产业升级也尤为重要。中国在清洁技术研发、能源效率和绿色制造方面的大量投资，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电池存储的成本。依托强大的制造能力，中国实现了太阳能、风能和电动汽车的大规模生产，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了全球价格创元网，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取低碳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在自然解决方案方面也走在前列，率先推出了生态补偿机制、植树造林（如退耕还林工程）和湿地修复等举措。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还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契合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同时，通过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切实惠及当地社区。
此外，中国还积极探索试点与区域示范的模式，已在全国多个地区成功开展低碳城市、绿色产业园区、可持续金融试验区等试点项目，并在取得成效后逐步在全国推广。这种“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模式可供其他国家借鉴。
《21世纪》：当前，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转型方面面临哪些挑战？
Erik Berglof：我认为挑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意愿与全球合作的不足。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绿色转型，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与国际层面的协同努力，尤其是在绿色技术共享、融资机制建设和统一碳市场等方面。然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国家利益的分歧和短期经济优先事项往往阻碍了必要的集体行动。二是气候融资与投资缺口巨大。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每年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投入，但当前气候资金仍然远远不足，且分布极不均衡，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资金获取难题。许多国家在动员私人资本方面存在困难，而现有的融资机制往往存在效率低下、流程复杂、获取门槛高等问题。此外，不同国家之间在碳定价政策、绿色分类标准和碳信用体系上的不一致，造成了市场碎片化，进一步限制了气候融资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21世纪》：针对上述问题，有何建议？
Erik Berglof：在增加政治意愿和促进全球合作方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依托二十国集团（G20）、《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多边开发银行，加强多边气候外交，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和执行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特别是强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协作。尽管当前面临巨大阻力，但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合作势在必行。二是积极推动双边与区域层面的合作协议，特别是在绿色技术转让、气候融资和碳市场建设等领域。在全球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区域合作和加强伙伴关系正变得愈加重要。三是推动气候政策与国家经济战略协同，展示气候行动如何支持创造就业、保障能源安全和提升长期经济韧性，为气候行动争取更广泛的共识与政治推动力。中国提供了一个将净零转型融入增长与发展战略的范例。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绿色增长模式为获取新技术和资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对国家的协调能力和执行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应对气候投融资缺口方面，我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需要从外部获取技术和资本。为此，各国应建立由本国主导的“气候与发展平台”，以更好地整合国内资源并协调国际发展伙伴，确保技术转移与资本流入的高效对接。此外，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拓展和丰富气候融资渠道与机制：一是扩大公私伙伴关系、混合融资机制和风险分担工具，吸引私营资本进入绿色领域，扩大对清洁能源、可持续基础设施和气候适应项目的融资。二是加强多边开发银行的气候贷款能力，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优惠融资和去风险投资。三是简化和改善国际气候基金（例如绿色气候基金、损失与损害基金）的申请流程，使资源能更快速、精准地支持最脆弱国家和社区。四是协调碳定价政策、碳信用体系和绿色分类标准，以减少市场碎片化，增强全球碳市场和气候融资机制的互通性。五是鼓励监管和金融创新，如发展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和碳交易平台等新型金融工具，以创造更多可扩展、可投资的气候融资解决方案。
基础设施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支点
《21世纪》：具体到中国与东盟，未来双方围绕绿色低碳领域可以如何深化合作？
Erik Berglof：我认为可以重点考虑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可再生能源和电网互联。中国在水电、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经验，可以帮助东盟国家加快清洁能源转型。此外，中国在分布式太阳能项目和微电网系统方面的经验，可以支持东盟扩大离网供能覆盖和农村电气化，确保偏远和服务不足的社区获得可靠的清洁能源。
二是绿色金融和碳市场建设。中国和东盟可以深化可持续金融合作，共同推动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和混合融资机制的发展，引导资本流向低碳基础设施和气候适应项目。中国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为东盟国家制定碳定价机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双方还可在碳信用标准和市场联通方面加强合作，推动跨境碳交易。在绿色金融分类和转型金融框架方面的共同努力，也有助于建立明确的投资指导方针，确保可持续金融实践的可信度和一致性。
三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红树林恢复、可持续农业和再造林等领域，中国与东盟具备广泛的合作空间。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生态系统的气候适应力，也促进了农业可持续性和粮食安全。中国在生态补偿机制、碳汇交易和植树造林方面的经验，可以为东盟国家提供可行的自然保护激励机制设计参考，推动区域生态共赢。
《21世纪》：作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代表，亚投行在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方面有何考虑？
Erik Berglof：作为《巴黎协定》通过后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致力于支持成员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未来转型。在首个银行中期发展战略中，亚投行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到2025年确保其实际批准的资金中至少有50%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我们预计，到2030年，亚投行的气候融资累计将达500亿美元。
两年前，亚投行批准了其首个《气候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优先支持兼具多重气候协同效益的项目。目前，我们正通过以下几项战略行动推动落实：对所有投资项目进行评估，确保其与《巴黎协定》相关目标完全保持一致；持续扩大气候融资，特别强调适应与复原力建设；以及积极动员私营资本参与。亚投行还在积极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例如在2023年发行气候适应债券，并承诺从2025年起采用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ISSB）报告框架，以提升气候信息透明度。
我们始终认为，基础设施不仅关联气候挑战，更能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支点。当前所做出的基础设施投资选择，将决定我们未来是走上高碳锁定，还是迈向低碳韧性增长之路。在亚投行发布的《2023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自然是最基本的基础设施的理念，倡导通过加强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识，推动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投资。例如，我们在内蒙古的一个项目中应用了自然资本评估（NCV）方法，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经济分析，以了解其如何影响投资决策。我们计划将这种NCV方法应用到更多的项目中。
最后，面对气候变化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交织的挑战，促使我们推出了以气候为重点的政策性融资（CPBF）工具。这一新的融资工具旨在支持亚投行成员推进气候政策和制度改革创元网，以扩大气候融资规模、加速低碳转型。项目将优先支持以下方面的改进：提高气候适应融资比例、调动私营资本参与，以及增加可融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储备。这一机制将有助于成员落实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和长期气候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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